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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海外投资的企业总共有7万家，其中约3万家是在中国这一只篮子里。相信，要从中国撤的可能性不大。当然，美国、欧洲、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制造对外的最大市场。如果出现极端情况，这三家大门关闭，中国制造将遭受何种打击可想而知。其灾难性后果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正如4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议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一、日本斥巨资支持制造业供应链重构看到各大媒体上发出消息，日本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对于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出了总额高达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亿元）的一项抗疫经济救助计划。找来文件读了一下，其中在政策文件的第四部分提出要建立强韧且具有弹性的经济结构，并直截了当的提出，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日本政府要大力支持将生产基地返回日本和实现多元化，并在形势结束后继续重建外部需求。在这一章节，文件提出了支援产业链重新构筑。对一些依靠单一国家生产的必需品、材料的制造商将生产工厂迁回日本国内进行补贴（中小企业补助率2/3、大企业1/2等）。同时，提高对生产口罩和酒精消毒液、防护服、呼吸机、人工肺等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产品的日本国内生产厂的设备整备补助率（中小企业补助率3/4，大企业补助率2/3）。此外，对高度依赖国外进口的药品原药等的国内制造厂的设备整备提供支持（补助率1/2）。进口产品、零部件中单一国家依存度高的产品，对向东盟国家等建厂的企业给予补贴寻求生产设备多元化（中小企业补助率2/3，大企业1/2）。降低、替代对单一国家依存度高的零部件、材料的使用量，组建依靠数据联通的快速、柔软的供应链，研发强化供应链的新技术的同时，做好稀有金属的储备工作。根据网上公布的详细计划，日本政府宣布将向生产转移回日本的公司提供直接贷款亿日元（20亿美元），为寻求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公司提供亿日元（这些数据并不是日本政府直接公布的数据，而是一些媒体经过测算后在新闻里放出的数字）。虽然各种报道的解读更多强调日本为了推动制造业从中国的回迁，但是我们从日本政府相关发言和文件里的描述来看，目前的政策更多是针对供应链的多元化，在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政府和产业界开始认识到，不应该将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产业链的安全和多元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比经济效率要重要。一项政策的出台有多种因素，在疫情之前的年和年，我们就看到日本的企业明显加快的产业链布局的多元化。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TSR）依据邓白氏公司（DunBradstreet）的全球数据库（WorldBase）以及该公司所拥有的日本国内企业数据库，就日系企业在华设立企业的情况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共有家日系企业在中国设立了家企业。而在中美 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部分企业“已经”或是“将要”离开中国……在日系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期待感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中美贸易摩擦给日系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扩大。一部分日本制造商正在重新审视甚至出现了转移在华生产的动向，而这一动向有可能从制造业领域进一步扩展到更多的行业。据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实施的问卷调查显示，关于今后2～3年的在华业务方针，回答“增产”的企业占28%，较上年的41%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而回答“减产”的企业则增长一倍至10%。很多日企计划在东南亚的工厂实施增产，同时缩小对华投资。中美贸易摩擦似乎加速了这种多元布局的演化。根据日经新闻网的报道，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近期发布的年度“日本企业海外事业展开相关问卷调查（JETRO海外经济调查）”显示，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税大战，日本企业加速进军海外市场的步伐放缓。今后，在日本企业力争扩大业务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中，选择中国的比率大幅降低，选择越南的比率出现上升。二、美国愿意给企业支付搬家费用相比我们的邻居日本，我们在制造业上最大的战略性竞争对手美国，其在这两天的态度则更加昭然若揭。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日本政策的“启发”，还是早有预谋。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Kudlow）在日本宣告消息的当天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他提到美国也应为每家想要离开中国的美国企业负担搬迁费用。周四当天，库德洛在《福斯财经网》节目上被问到，美国公司过分依赖中国，要做什么才能在疫情过后改变这种商业关系？他回答「一种方法是向美国公司支付搬家费用」。库德洛表示，若美国能「百分之百立即减除」这些支出，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结构、翻新等费用都会由美国政府负担。和日本不同，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大部分是作为区域性的运营总部，更多的是北上广写字楼的白领工作人员，美国制造更多是依靠中国本土的加工制造能力，比如苹果之于富士康。即使是一些美国工厂，他们的存在也是更多的为美国在中国的整机企业提供服务，比如一些汽车零部件企业，他们更多作为供应链的一份子扎根于中国，给美资汽车公司提供配套的零部件企业，他们是否需要回到美国，并不是由自己决定。

三、德国领跑欧盟“脱钩中国”

最近以来，连一向坚定维护全球化的默克尔也开始强调“经济主权”问题了。

4月8日，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联邦内阁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旨在阻止遭受目前局势打击的德国企业等被外资趁机收购。该法规将经由德国联邦议会进行表决。按照相关计划，如果是欧盟以外的投资进入，德国联邦政府将不再需要提供对公共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证据，相反，只提出预期损害就可阻止外资收购。

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史明说，在当今危机中痛定思痛的德国，修正法案的目标指向毫无疑问就是中国，而这也是德国政界加入脱钩行列的起跑信号。史明认为德国是欧盟的火车头，中国投资也势必遭整个欧盟的抵制。

此外，分析人士认为，英国将紧跟美国，跟中国脱钩。因为英国疫情失控，首相约翰逊中枪住院，加上中国出口英国试剂盒被污染，英国朝野愤怒，民意反转。英媒最新民调：92.5%的英国人要求追责中国。

这些都只是“脱钩潮”的冰山一角！

四、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负面效应集聚上面的这些内容，在各大媒体上都有非常详细的报道，英语和日语比较好的朋友可以直接去挖掘第一手的情报和专家解读。从资金上看，是数千亿日元、几十亿美元，相比撬动制造业价值链所需要的力量，日本和美国政府拿出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但对于这种逆全球化、“制造业离开中国”的动向我们仍然应该保持警惕。原因有三点。其一、美国和日本仍然是全球制造业的领先者，我们应小心他们的组合拳。除了供应链转移以外，他们还会施以技术链封锁、加大贸易摩擦等手段来形成组合拳。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远超美日，但是在全球供应链和技术链的控制力仍然远不及美国和日本，我们看到庞大的中国服装制造力，但是或许我们看到的工厂，他们是在按照日本和美国企业的要求和指令进行生产，我们看到一些电子、机械产品源源不断的从国内工厂中运出，但是很有可能最终做系统集成的企业还是美国或日本企业，从中国搬走那么庞大的供应链不太可能，但是通过供应链搬迁战略，再加上技术链断流等手段，有没有可能会使得制造业局部领域出现干枯、萎缩，甚至衰败呢，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警惕。第二、小心供应链搬迁的虹吸效应。一家大型企业的离开，很有可能会造成数十家中小企业的转移。我曾经调研过天津一家大型美资企业的转移，当时因为环保压力，他们整体搬迁到山东。这家企业的离开很快就表现到了产业链上，首先给他做包装的企业也面临着关门，甚至包装上金属条的供应商也不得不寻找新的客户。还有几十家给他提供化工原料的供应商也需要转型、搬迁或者关门。甚至是企业周边的小卖部、服务设施都面临关门。这只是一家企业的围观视角，企业的转移一旦形成规模和势头，很有可能带来严重的虹吸效应，到那个时候，甚至不需要美日政府的干预，产业链资源也会源源不断地向外转移，比如我们这几年看到的东北地区，部分企业的转移已经使得产业链转移跨过临界点，产业向外搬迁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第三、比起美国的赤裸裸的宣言，更应该小心日本的步步为营。全球制造基地在近百年内经历了从欧洲到北美再到东亚地区的转移，而亚洲地区目前也逐渐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网络，中国更是在近几年取代日本成为了网络中的中心，但是从整体来看，中日韩仍然是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三者之间的分工合作其实是东亚地区制造业快速崛起的重要基础。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供应链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甚至在某些细分行业上已经达到了“合则立,分则豫”的紧密关联。我们纵观汽车、机械、电子、船舶等复杂产品的制造，越来越多复杂产品的研发和制造需要这三个国家作为主要参与力量合作完成，在许多高端制造业领域，日本和中国其实本可以作为全球的最佳拍档，在创新、效率和成本上打造全球最优。你可以想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富士康工厂里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最新款的iPhone手机，位于日本本土和中国的的近百家日资工厂也需要开足马力，日不停歇地向中国提供关键的元器件。日本企业离开很有在一些产业上带来严重的连锁效应，大量的日本企业存在于制造业的中场位置，如果他们退出或者疏离，中国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规模上的数字，而是基于紧密合作供应链的效率，比如日本零部件的退出，很快就会反映到我们组装iPhone手机的成本和速度，然后也会影响富士康会不会将重心放在中国，最后也会影响到其他零部件供应商的决策。毕竟风起于青萍之末，在这种时候，除了宏观战略上的部署以外，对于产业链的整体把控，对于重要环节的梳理和研究尤为重要，我们并不怕美国的政界的KOL发出一些惊人言论，也不怕日本政府在文件里列出的巨额数字，我们更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