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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学者型“92派”企业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宏观政策研究上。前几年，毛振华被聘为国务院医疗改革小组的专家委员。今年疫情爆发后，4月7日毛振华提出新冠肺炎患者“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当天相关领导就做了批示并采纳为中央政策。如今，疫情重创中国和世界经济，中美关系风雨飘摇。又如何看待目前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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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中国宏观政策的变化

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使得我们必须做出应急性调整。早在年，我就提出“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在今天依然适用。今年政府报告也明确提出“底线思维”。为何有这种判断？年开始，我一直从事宏观政策研究，总结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双底线思维主要经历4个阶段：第一阶段，年金融危机到年，以稳增长为主。通过经济上错峰发展，年我们的总GDP刚刚超过日本，现在则是日本的两倍多。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而和我们后面的国家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在很短期之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中的风险也是不断累积的，债务规模越滚越大。我们曾经有26个季度，也就是六年半的时间，经济都在下行，从约10%的增长，每个季度下滑一点点，直到年欧美基本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我国经济开始回稳向好，基本实现软着陆。第二阶段，年-年，以防风险为主。年，我提出宏观调控要坚持“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也是官产学界第一次提出要把“防风险”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上。我们把相关的研究报告在社会上发布，也报给有关部门，得到领导批示。后来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十九大都把“防风险”提到更高的位置上。应该说这是对我们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总结，从宏观经济理论上来看是个贡献，也是学者总结的中国自己的调控思路，这是过去西方经济学传统理论做不到的。年、年执行了一段时间，中国很多风险指标降低，社会整体以及金融部门杠杠率下降，应该说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第三阶段，年-年，中美博弈下侧重稳增长。可惜的是政策得以执行的时间太短，年中期，美国就发动了 。在外有 、对内面临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政策再度调整为稳增长为主。年政治局会议首提“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但是，再次强调稳增长和以往是不同的。和之前相比，我们对风险——债务风险、产业风险、长期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国际环境压力等等——有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即使采用看上去相同的政策，实际也不是当年的政策了，防风险这条线掐得更紧，更重视行稳致远。第四阶段，后疫情时代，重回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经济都面临衰退压力。中国提出“六稳六保”，稳增长底线下调，在稳增长的同时注重结构化调整和优化，积极发挥财政政策作用；不走“债务-投资”驱动老路，避免货币政策“大水漫灌”，避免再度过度依赖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稳增长。总体看来，稳增长和防风险，在不同时期占主次位置是变动的，代表了经济改革非常重要的两大基调，两者都要放在底线上。我们要做的就是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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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估计年中国GDP增速在0%-1%

年，中国可能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GDP唯一能正增长的国家。我们做过一个测算，最困难的局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在1%以内，比较中性的是2%左右，比较好的情况是3%或者超过3%的增长率。我个人是比较保守的，虽然不容易做到，但我认为0-1%是今年我们能够守得住的一个增速。首先，这次疫情在武汉爆发，但武汉只是不到中国人口1%的一个城市，全局的影响没那么大。第二，武汉防疫战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一是万以上人口的封城，二是全民检测。这些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做过的。第三，疫情防控方面，我们管控比较得力，防御手段比较坚决，像武汉地区全民核酸检测，增强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信心，下半年复工复复产就可以放开做。总体来看，我们为防控疫情做出了牺牲，也取得了效果，所以中国经济复苏可能就更快一点。最近北京疫情反弹，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再次影响经济发展？我们应该进行常态化分析。在全世界范围内，疫情都在蔓延，总有一些地方难免有疏漏。但我相信即使局面复杂，也不会出现第二个武汉。从全国来看，北京这次疫情反弹也给其他地方敲响警钟。有专家预计，11月份可能会迎来第二波疫情爆发期。对我们而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相信最严峻、有逻辑的分析，今年下半年形势不容乐观。今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年，此前预设了两大目标——GDP比年翻两番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国“两会”期间发布的《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就今年GDP增长设定具体目标，坚持保扶贫攻坚其实也很困难，因为目前的情况下很多贫困边远地区的人员就业和收入得不到保障。前段时间总理说6亿人的可支配收入在元左右，过去就存在这个情况，只不过没有那么大的人物说，没有引起如此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