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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研究欧洲变化、借鉴欧洲经验、分析中欧关系，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欧洲研究学科体系建设应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使用专业学科工具的能力。这不仅是我国欧洲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需要，也是欧洲研究学科体系建设的前提条件。

欧洲研究的三个时期

70多年来，中国欧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基础和重大科研项目不断取得进展。在学科体系方面，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政策、欧盟法、欧洲国际关系、欧洲一体化及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已基本实现学科化。从事欧洲研究的中国学者，他们的学术背景丰富多元，可以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开展工作，深入剖析欧洲自身发展及对外关系的内在逻辑，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和决策影响力。

作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欧洲研究与共和国同步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从年到年，即新中国欧洲研究的奠基时期。在冷战背景下，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比较疏远，中国学者的欧洲研究主要是在“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对各国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

二是从年改革开放到年加入WTO，即新中国欧洲研究快速发展时期。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西欧研究所（后更名为欧洲研究所），随后创办《西欧研究》杂志，成为国内最大的专业性欧洲研究机构。《西欧研究》此后曾更名为《欧洲》，现名为《欧洲研究》，刊发的很多论文代表了该领域最高水平，起到了引导学术发展的作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开始对欧洲国家和欧洲共同体进行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

三是从年至今，可视为新中国欧洲研究的繁荣时期。在“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ESCP，—）的支持下，中国20家高校建立欧盟研究中心，从事与欧洲研究相关工作的学者及其成果数量不断增加，视角和方法日益多样化，基本覆盖了欧洲研究的主要领域。

在中国欧洲研究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学术话语和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陈乐民强调应从历史、文明的视角研究欧洲，倡导建立中国的“欧洲学”，对欧洲研究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国际问题研究起到很大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裘元伦主张对欧洲国家的经济改革进行深入研究，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这种取向对中国欧洲研究的发展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二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成为国外欧洲学界最具前沿性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欧洲研究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引入国外学术界欧洲一体化研究有代表性的权威成果是必不可少的。年，在国内翻译出版的“欧洲一体化译丛”包括五部国外学术著作，分别对欧盟治理、经济一体化、欧洲宪政、欧盟外交和一体化史进行了系统介绍，引入了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新方法和新理念。此后，中国学者又与欧洲学者合作，出版了“欧洲模式”系列丛书，集中了中外学者的智慧，就欧盟治理模式、欧洲经济社会模式与改革、欧盟法律创新以及欧洲认同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引领了中国欧洲研究前沿。

六大领域全面开花

总体来看，我国欧洲研究已较为成熟，并形成六大领域全面开花总体局面。

一是欧洲经济研究。中国欧洲经济研究的重点议题涉及欧洲国别经济研究、欧洲经济模式研究、欧洲债务危机研究、欧盟与世界经济研究、欧洲经济一体化及不同政策领域和机制研究，为解决中国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了参考。从研究视角看，从早期以介绍欧洲经济一体化进展和相关理论出发，发展为从宏观上评价与把握、从理论上探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及发展前景，这表明相关研究正向一个新高度迈进。从研究方法看，从文献梳理发展为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工具开展经济一体化研究。在某些具体研究领域，还采用计量模型等工具进行研究和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总体上呈现出两大变化：研究目的从批判到借鉴，从国情介绍为主到理论研究为主；研究对象从国别研究到经济一体化研究。

二是欧洲政治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初期主要以介绍、汇编相关资料为主。年，中国与欧共体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注入了新动力。伴随这一进程，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长，涵盖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也开始实现突破。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随着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以及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欧洲独特的政治体制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关于欧洲政治治理方式的研究超过了传统的国别政治研究成为“显学”。在研究方法上，从初期的一般性追踪、引介和评价，发展到以多种一体化理论为依托的全面深入研究。年后，欧盟陷入各种“危机”，包括欧洲“去一体化”、政治思潮、政党政治等议题成为“危机研究”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