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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年07期

作者：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逐步建成了立体多维的全球伙伴关系网。其以与世界大国的伙伴关系为“点”,以与陆海邻国的伙伴关系为“线”,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为“片”,以与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为“体”。点线片体相互支撑,彼此配合。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关系网”,美、欧、俄在中东的“军事联盟网”和中东国家之间的“教派阵线网”形成多元复合结构。中国在中东的伙伴选择受对象国战略合作能力与意愿的双重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权稳定性、双方经济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根据这五类因素可将中国的中东伙伴国分为支点国家、结点国家、重点国家和据点国家。它们分别在海湾、东地中海、红海和马格里布四个次区域支撑着中国在中东的多维伙伴体系。中国的中东伙伴外交与西方联盟外交具有不同的理念特征,表现为“新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以发展促和平”与“以实力求和平”、“强化主权”与“强化安全”、“交朋友”与“找敌人”以及“软制衡”与“硬制衡”的差异。

关键词：伙伴外交;中国与中东;中国外交;战略合作伙伴;联盟外交

文章转自：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1问题的提出

伙伴关系是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外交学等不同学科的重要研究议题，涉及手段、目标、期限、参与方式、责任与沟通等诸多方面，是行为主体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利益的理念、机制与行为的总和。在不同语境和不同学科背景下，伙伴关系的主体不同，小到个人和企业，大到产业与国家。近年来国际上还出现了不同类型主体间相互合作、促进共同利益的现象，如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的语境下，伙伴关系专指主权国家的对外合作行为，包括经济伙伴、政治伙伴和安全伙伴等。广义的伙伴亦包括军事联盟，如美国领导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美国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联盟也常常被冠以伙伴关系之名。

21世纪以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关系具有多边和双边两种形态。前者指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22个阿拉伯国家，以下简称阿盟)、非洲联盟(包括10个非洲阿拉伯国家，以下简称非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湾阿拉伯六国，以下简称海合会)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五国)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57个成员国)开展的集体合作，如中国与阿盟在年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年进一步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后者指中国对中东国家的双边伙伴外交，包括同阿尔及利亚(年)、埃及(年)、沙特阿拉伯(年)、伊朗(年)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年)五个中东国家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土耳其(年)、以色列(年)、卡塔尔(年)、约旦(年)、伊拉克(年)、摩洛哥(年)、苏丹(年)、吉布提(年)、阿曼(年)和科威特(年)10个国家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其中理论研究以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理论研究为主，经验研究以区域与国别案例研究为主。从理论研究来看，孙忆和孙宇辰从经济伙伴的概念入手，提出“伙伴国对华贸易依赖度及其与中国的政治立场相似度是影响中国能否与之构建多重制度联系的核心因素”;格奥尔格·斯特吕弗(GeorgStrüver)探讨了中国伙伴外交如何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之间加以平衡;周亦奇等人对比分析了中国的伙伴关系与美国的联盟体系;

王峥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视角探讨了伙伴关系;陈志敏从现实理想主义出发，研究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伙伴战略；门洪华、刘笑阳、张锐、孙学峰、丁鲁等学者则从战略实施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国如何构建、管理和升级伙伴关系。

以上研究均推动了理论发展，但仍未充分回答一些基本问题:第一，在冷战结束后的10年中，无论是西方大国还是新兴大国，无论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还是地区中小国家，都曾致力于发展伙伴关系，但为何唯独中国在此后还在继续坚持，甚至在21世纪初将其上升为一项外交战略，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以及其他政府文件中?第二，截至年3月，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地区组织(包括欧盟、非盟、阿盟、东盟、太平洋岛国论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和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但为什么只选择同个建交国中的约90个建立了伙伴关系，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是地域代表性还是与中国国家利益的相关度?第三，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具有动态性和层次性，分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等诸多层次，中国对伙伴外交实施差序式管理的原因是什么?

从区域与国别的经验研究来看，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从国际安全视角考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探讨中国“结伴不结盟”“以对话促冲突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干涉内政”和“和平共处”等安全合作理念对伙伴关系的影响，分析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加强政策沟通的意义。

第二类主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分析双方贸易、能源和产能合作的现状与前景，探讨“一带一路”、上下游能源项目、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投资(港口、核电站和铁路)、航空航天(卫星导航与探月计划)等领域的合作，探讨“正确义利观”和“以发展促和平”等理念在中东的实践。

第三类主要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视角探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政治和人文交流关系，包括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双方在执政党建设、改革开放、民族区域自治、经济特区建设、“一国两制”、粮食安全、青年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

以上经验研究兼具学理导向和政策导向，但对当前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的顶层设计研究不够深入，对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的特殊性梳理不够细致，对中国的中东伙伴外交与西方国家的中东联盟外交的对比研究不够系统。

本文以中国与中东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中东外交的系列讲话、中阿合作论坛历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宣言和执行计划、《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宣言》、中东国家对华政策报告等官方文件为基础，将外交学理论同中东区域与国别案例研究相结合，考察21世纪中国对中东国家伙伴外交的概念、推动因素、类型和特征。

2中国特色伙伴外交的概念阐释

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的类型学研究日益兴盛，如斡旋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二轨外交、高铁外交、港口外交等。自年中国与巴西建立伙伴关系以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成为中国外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伙伴外交应运而生。

本文伙伴外交的概念是指:主权国家为追求共同利益和预防不确定性，在战略合作协定基础上与他国(国际组织)构建整体合作框架，加强战略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促进互利合作的外交理念、机制、行为和政策的总和。根据这一定义，伙伴外交具有以下内涵:其一，它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客体是主权国家和由其组成的国际组织，各方深信伙伴关系是一种低投入、低风险的“正资产”。其二，它的载体是战略合作协定，包括围绕建立战略伙伴(合作)关系而形成的政府公报、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等法律约束力较低的非正式协定。其三，它强调顶层设计与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以此促进相互信任、增进共同安全和推进共同利益。其四，它以“结伴不结盟”为原则，坚持开放性的国际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以规避政治风险。其五，它倡导求同存异，促进双方各部门间的功能对接，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在低政治领域(经贸、社会、文化)主张深度融合，在高政治领域(国防、安全、主权)强调独立自主。

冷战结束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中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纷纷超越军事联盟、零和博弈和安全困境，形成不针对第三方的全方位合作关系，为伙伴外交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案例;中国的伙伴外交从实践发展到理论，从局部发展到全球，合作机制日趋成熟。年，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这一重要政策文件六次提及伙伴，重申中国将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全球伙伴体系已初步形成，它是在不结盟和求同存异原则的指导下，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在全球范围内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层次相互依存关系。中国特色伙伴外交具有整体性、兼容性、平衡性与实践性四大特征。

第一，整体性。与斡旋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二轨外交等议题导向的局部性外交类型相比，伙伴外交更具整体性。它从中国与对象国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关系出发，加强顶层设计，做到了纲举目张。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伙伴外交维护了中国的全球利益，有利于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全球影响力，对应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中国与大国的伙伴关系为“点”，与陆海邻国的伙伴关系为“线”，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为“片”，与多边组织的伙伴关系为“体”。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组织共同组成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的有机整体。

第二，兼容性。中国之所以偏好伙伴外交，主要是因为作为冷战产物的联盟外交迄今仍然在西方大国的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兴大国倡导的伙伴外交成为后冷战时期国与国关系的“新常态”，与联盟外交具有兼容性。有学者认为，伙伴外交概念过于宽泛，几乎无所不包，合作目标与实现手段都具有模糊性。甚至有人认为，伙伴关系类似于“清谈馆(talkshops)”。这种对伙伴外交的误读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其兼容性的理解还不够全面。美国在亚太和欧洲的盟友几乎全部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这彰显了伙伴外交的强大兼容性。

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兼容性更加明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埃及和以色列等国是美国的盟友，伊朗、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形成了“三角联盟”，但这并未妨碍上述国家分别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由于伙伴外交与联盟外交之间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中东国家无须在大国之间“选边”。年吉布提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时又与美国、法国、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保持“特殊关系”。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所指出，伙伴关系与联盟关系具有本质不同。前者更强调平等性、和平性与包容性，后者更强调主从依附性、敌我对抗性和对外排斥性。

第三，平衡性。中国的伙伴外交与中国传统的“中庸”哲学思想一脉相承。“中庸之道”是经典儒家思想，其在承认事物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追求不损害各方利益的中和与平衡，摒弃锋芒毕露与针锋相对，强调柔性方式，以求同存异作为处理不同诉求的原则。从结构主义角度看，伙伴外交形成了开放、多元和求同存异的对等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的联盟体系形成了鲜明区别。

中国在开展伙伴外交时，会从地区力量的平衡出发，照顾世界主要地区国家的舒适度，避免“厚此薄彼”、拉帮结派。中国通过“等距离”的伙伴外交充分展现了自身“不选边、不站队、不结盟”的平衡外交理念。在新兴大国中，中国与巴西和俄罗斯同期建立伙伴关系;在北美洲地区，中国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几乎同时建立伙伴关系;在东亚地区，中国和日本、韩国几乎同时建立伙伴关系;在南亚，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同期建立伙伴关系;在欧洲，中国与法国、英国相继建立伙伴关系;在中东地区，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伊朗相继建立伙伴关系，年又同时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第四，实践性。中国的伙伴外交是中国外交实践的结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逐步从策略上升为战略。近代以来，无论是美国、俄罗斯(苏联)、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还是其他欧洲大国，联盟外交均是对外安全战略中的基石，伙伴外交只是一种补充。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大国，对伙伴外交的偏好与近代以来中国对联盟的负面认识有关。自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直是西方大国联盟政治的牺牲品。中国和苏联虽然在年结盟，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两国关系破裂，联盟名存实亡，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联盟的不信任感和对联盟外交的负面看法。中国认为联盟政治是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霸权国以牺牲盟友的自主权为代价建立不平等的主从关系;认为联盟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容易诱发战略误判，还是霸权国家侵略弱小国家的工具。受此影响，中国更加偏好独立自主的伙伴外交。

中国伙伴外交的实践探索根植于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军事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的国际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全球化使整个世界整合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市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尽管存在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但已不存在对抗性的结构矛盾。中国主张遵循新安全观增进安全，削弱西方国家主导的军事联盟的影响，在多极化格局中形成相互重叠的伙伴关系网，增强大国间战略互信，维护各国的主权和独立自主。这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又契合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潮流。

从实践出发，中国伙伴外交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策略到战略、从区域到全球的变化。早在年，陈志敏就提出，世纪之交的中国在向综合实力大国转型的过程中应奉行伙伴战略，即优先追求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先采用伙伴外交手段，重视发展和主要力量中心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追求中国外交目标的最佳实现。金正昆则提出，中国的伙伴战略重对话、讲合作，重视全方位、多层次地与世界各国积极而广泛地发展良性互动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伙伴战略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告自己既不会主动与别国对抗，也不会谋求霸权或者同别国结盟，而是寻求互利合作、利益共生。

冷战后中国的伙伴外交实践丰富了中国特色伙伴外交理论。尽管伙伴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冷战刚结束时，其尚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文本中均无伙伴、伙伴关系或伙伴外交的表述。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对外关系部分首次两度提及伙伴概念，即“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全球伙伴关系的概念，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中国特色伙伴外交遵循从局部到整体的实践路径，是对中国30年伙伴外交经验的总结。

3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推动因素

截至年年底，与中国建立了伙伴关系的国家与地区组织共有个。其中亚洲36个，非洲16个，拉丁美洲17个，欧洲和北美地区28个，大洋洲8个。22中东地区是近年来中国伙伴国增加最多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共有包括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和南苏丹23等国在内的25国，按地域可分为海湾9国、东地中海5国、红海6国、马格里布5国四个次区域。其中，已经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有15国，包括海湾地区7国(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伊拉克、卡塔尔、阿曼和科威特)、东地中海地区两国(土耳其和以色列)、红海地区四国(埃及、约旦、苏丹和吉布提)和马格里布地区两国(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体现出了地域代表性上的平衡。

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与年后中国同中东国家建立的友好关系一脉相承。年12月至年2月，周恩来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和索马里这六个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四个非洲国家，提出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包括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中东国家从“反帝”“反霸”“反殖”的政治伙伴演变为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原则的新型伙伴。年，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中东、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指出:“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伙伴。”

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一，大国在中东地区塑造了脆弱的多极格局，安全形势始终具有不确定性，使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经常受到域外大国中东战略调整的干扰。其二，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同地区国家的“教缘政治”和以部落为基础的“血缘政治”相互交织，使中国的伙伴外交面临更加复杂的地区环境。其三，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以维护国家主权、建立政治友好关系、拓展商业利益、参与中东地区治理为主要诉求，双方国内各部门存在协调统筹、政策对接的难题。

美俄等大国国内均有观点认为，21世纪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本质没有变化，冲突、对抗、竞争仍是国家间关系的主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丧失功能，现实政治(realpolitik)已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因此美俄将中东地区国家分成“朋友与敌人”两类，以实力求和平、以军备求绝对安全是其基本逻辑，但最终反而使自身更加不安全。中国强调不冲突、不对抗、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互利共赢，反对零和博弈、赢者通吃。

21世纪以来，中国同中东15国建立了包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体现在伙伴国数量不断增加、伙伴层级的不断提高与合作内涵的不断丰富上。中国在中东开展伙伴外交，会权衡各种因素，其中对象国能力(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治稳定性)和意愿(双方经济依存度、政治友好度)是最主要的考虑。

第一，对象国经济实力。中东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能力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经济实力既包括国内经济表现，又包括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地位，其中的要素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就业情况、零售商品与食品销售额、新增住房量、制造业与贸易增加值、股票市场状况等。本文选取GDP作为衡量中东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GDP居中东地区前十位的国家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而在GDP居中东后十位的国家中，除约旦、苏丹和吉布提外，均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对象国地区影响力。中东国家的地区影响力越强，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能力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地区影响力的核心是军事能力，包括武器装备、指挥、通信、情报、对关键地区的控制能力、战斗人员士气和素质等主客观因素。中东国家国情差异较大，军事实力参差不齐。各国拓展影响力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是军事力量投射，其中的佼佼者如伊朗、土耳其、埃及和以色列;其二是依靠宗教和教派力量，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分别在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地区具有独特地位;其三是独特的战略资源，如海湾国家拥有油气资源，摩洛哥拥有磷酸盐，埃及扼守苏伊士运河，伊朗扼守波斯湾，土耳其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吉布提扼守亚丁湾等。本文选取军费开支作为衡量中东国家地区影响力的指标。按照这一标准，军费开支居中东前十位的国家中除叙利亚外，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而在军费开支居中东后十位的国家中，除约旦和吉布提外，均不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第三，对象国政治稳定性。中东国家稳定性越强，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能力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伙伴关系着眼于中长期合作，需要稳定和可预期的政治环境作为保障。如果对象国局势动荡、中央政府丧失权威，就难以开展中长期战略合作，中国的伙伴外交就会面临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中东国家的政局动荡有内生与外生两方面原因。前者主要是因部落、民族和教派冲突而导致国家认同感下降，甚至陷入内战和事实上的分治，这在索马里、也门、黎巴嫩、苏丹和巴勒斯坦等国表现得较为突出;后者指因外部力量干涉而导致政府丧失权威，从而出现孱弱的中央政府，如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本文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公布的国家稳定指数作为衡量中东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标准，其主要基于12个子指标。它们分别是:国家安全架构、派系斗争、群体性事件、经济衰落、经济发展失衡、人才外流、政府合法性、公共服务、人权与法治建设、人口压力、难民与流离失所者比例以及域外力量干涉。在中东排名前十的稳定国家中，除巴林和突尼斯外，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而在中东最为动荡的十个国家中，除伊拉克、埃及和苏丹外，其他均不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第四，双方经济依存度。中东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越高，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意愿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以海合会六国、埃及、约旦、以色列和摩洛哥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安全上依靠西方，在经济上则奉行多元平衡战略;以伊朗、叙利亚、阿尔及利亚、苏丹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安全上依靠俄罗斯，在经济上也奉行多元平衡战略。中东国家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意愿与双边经济依存度息息相关。近年来，中东国家与区域外的贸易依存度远超过地区内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东亚国家内部的贸易依存度高达51%，拉美国家内部为19%，非洲国家内部为16%，中东国家内部仅为10%，其中马格里布国家之间低至4.8%。中东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盟、中国、美国、印度、日本等域外力量，而不是域内国家。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济依存主要体现在能源、贸易和投资等领域。

就能源关系而言，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奉行多元化战略，但是中东仍是中国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科威特、伊朗、阿联酋等国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合作伙伴。就贸易关系而言，截至年，中国是伊朗以及10个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和美国)，也是阿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年，阿联酋成为中国在中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亿美元，共有多家中国公司在阿联酋开展业务，这带动了双方伙伴关系的升级。就投资而言，截至年，中国是中东的第一大投资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国家的发展战略尤其契合，形成了中国与对象国在投资领域的相互依存。中国在摩洛哥的铜矿与锌矿开发、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石油开发、阿尔及利亚的东西高速和非洲最长隧道建设、埃及首都新城建设、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大桥建设、华为通信网建设、中国—埃及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建设上都进行了大额投资，这些都带动了中国伙伴外交的发展。本文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为指标，考察双方的经济依存度。在中国与中东国家双边贸易额上排名前十的国家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而在排名最后十位的国家当中，仅苏丹和吉布提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第五，双方政治友好度。中东国家对华政治友好度越高，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意愿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政治友好度主要表现在中国与中东国家相互维护对方核心利益的意愿和高层互访频次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其中主权是重中之重。高层互访主要体现在出访领导人的政治级别与频率上。本文选取中国与中东国家高层领导人互访次数作为政治友好度的考察指标。根据这一指标，除阿曼、伊拉克、约旦和苏丹外，年以来中国与其他11个战略伙伴的高层互访均超过4次。而在尚未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10个国家中，它们与中国的高层互访总体上都在0—2次之间。

4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差序化管理

长期以来，一些中外学者都对中国的伙伴关系构建存有质疑，认为伙伴关系缺乏实质性内容和可信承诺，更像是空洞的概念或表达双方友好意愿的标签，因此中国在战略伙伴的选择上也具有随意性。但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发展伙伴关系的实践表明，伙伴外交是顶层设计、相互统筹、反复酝酿的结果。它旨在将普遍性与针对性相结合，长期性与阶段性相结合，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结合。事实上，中国的伙伴国在地域和功能上都有较强的代表性。

当然，伙伴关系的“名”与“实”并非绝对一一对应，但是一般而言，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确实体现出伙伴国之间的亲疏远近。21世纪以来中国通常遵循“无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和“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路径来动态管理在中东的伙伴关系。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中东25国分为综合性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三类，指出中国对在中东的伙伴外交采取了差序化管理的方式，即在综合考虑对象国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权稳定性、贸易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五个因素的基础上，将15个战略伙伴国分为四个不同层次:第一层为与五个综合性大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层为与其他两个综合性大国的战略伙伴(合作)关系;第三层为与三个中等强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第四层为与中东五个小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具体来说，中东国家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能力(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权稳定性)和意愿(贸易依存度、政治友好度)，决定了其在中国中东伙伴关系网中的地位。根据对象国的总体权重，中国对伙伴关系进行了差序化管理。本文将把中东国家分为支点国家、结点国家、重点国家和据点国家四类。

(一)支点国家

支点国家是中东地区的综合性大国，在中国中东伙伴关系网络中发挥着支点和枢纽作用，是中国维护全球利益、安全和影响力的重要支撑。例如，俄罗斯就是重要的全球支点国家。中俄双方不仅确立了国家元首年度会晤机制、建立了元首热线电话，而且在总理和部长级别拥有多个直接联系渠道。39中国与中东国家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层级上虽然比不上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也具有某些相似特征，双方的战略合作也具有全球意义。中国在中东的五个全面战略伙伴———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联酋构成中国在中东伙伴外交中的支点国家。它们分别是马格里布、红海和海湾地区的支点，发挥着支柱作用。支点国家有如下三点特征:

第一，支点国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立体多维地帮助中国拓展政治、安全和经济影响力。它们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战略伙伴，也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重要合作者。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重要提案国，在阿盟、非盟、地中海联盟等多个平台中都坚定支持中国。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连续多年是其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年，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指出:“面对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两国应继续开展协调与磋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直到年才和沙特阿拉伯建交，但是双方战略合作进步最快，年和年中国领导人两次前往访问。沙特阿拉伯是中国在中东的最大贸易伙伴，其在海合会、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地区组织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年中国领导人正式访问沙特阿拉伯，两国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推进的背景下，中沙关系越来越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两国已成为彼此在全球的重要合作伙伴。”

埃及是阿盟和非盟的双重代表，也是阿盟总部所在地，是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中的第一人口大国。年中埃联合声明宣布将在联合国改革、“南南合作”、中非关系、中国与阿盟关系、金砖国家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等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加强磋商。

伊朗是中东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大国，在阿富汗、也门、叙利亚、黎巴嫩、难民和反恐等地区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其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长期观察员国，是中国的重要政治与经济合作伙伴。

第二，中国与支点国家高层互访频繁。年和年，中国领导人出访了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和阿联酋，它们均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FattahalSisi)则分别于年12月、年9月、年9月、年9月、年9月和年4月六次访华，出席了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

此外，阿尔及利亚总理艾哈迈德·乌叶海亚(AhmedOuyahia)、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SalmanbinAbdulazizAlSaud)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binSalman)、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MohammedbinZayedAlNahyan)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Rouhani)等也多次访华。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希望在西方国家对中东能源依存度下降、亚洲大国对中东能源依存度上升的情况下减少对美战略依赖推行“向东看”外交。根据“愿景”计划，沙特阿拉伯将利用亚洲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推动工业化进程。年萨勒曼国王访华，年和年穆罕默德王储两度访华。这些互动旨在与西方国家维持地缘政治伙伴关系的同时，与中国建立地缘经济伙伴关系。

第三，中国与支点国家为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设定的目标，通常会建立各种常设对接机构。如年中埃签订《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后，两国间相继建立联合国问题磋商机制、非洲问题磋商机制、反恐磋商机制、产能合作机制、经贸联合委员会、中埃防务合作委员会、国防科技工业合作联合委员会、科技联合委员会和文化联合委员会等机制。中沙于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成立了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中方牵头人是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沙方牵头人是穆罕默德王储。截至年2月，双方已举行了三次高级别委员会会议。此外，中国和伊朗也成立了经贸联合委员会。

(二)结点国家

结点国家是指中东伙伴国中具有特殊地位，在中国与世界大国(或大国集团)开展合作、维护中国全局利益时能够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从而形成“中国—结点国家—世界大国”关系。中国与结点国家的伙伴外交具有全球影响，但是双边关系尚未达到全球战略层面。土耳其和以色列是结点国家的代表。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最大经济体和二十国集团成员，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纽带，在黑海地区、地中海地区、伊斯兰世界、欧亚大陆和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中都发挥着独特作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TayyipErdogˇan)奉行新保守主义和新欧亚主义(又名“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政策，在中东事务中积极发挥作用:派兵叙利亚，在卡塔尔、苏丹、索马里等国部署军事力量，同卡塔尔建立“亲穆兄会”联盟，与沙特阿拉伯争夺地区主导权。

年中国领导人访问土耳其，双方一致同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其也是中国迄今在中东的唯一战略合作伙伴。中土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将“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不懈努力”。年两国设立了军事合作高级对话会(副总参谋长级别)。年，两国成立了外交部联合工作组机制，合作内涵不断丰富。

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埃尔多安作为唯一一位中东地区国家元首出席会议。在经济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相互契合，土耳其成为“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框架下中国投资中东基础设施的重点地区。在贸易上，土耳其成为中国出口欧洲商品的重要中转站。在安全上，土耳其是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唯一的北约成员国。中土两国在联合军演、军事互访和军事技术交流等领域建立起密切关系，成为中国与北约发展关系的桥梁。年7月，埃尔多安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强调，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愿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和协调。

以色列也是中国在中东的结点国家。年中以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以色列成为中国在中东的独特战略伙伴(类似中国和瑞士的创新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联合声明指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色列在创新、研发领域具有全球公认的领先地位。”中以还建立了若干机制以推动合作关系。年，双方建立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机制。年5月，双方建立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机制，以色列外交部与中共中央党校还建立起联合培训机制。

中以战略合作有助于推动中国与第三方的合作，成为中国开展全方位外交的桥梁和纽带。在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双方一致同意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以色列作为创始成员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框架下，加强与第三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创新合作。“中以+第三方”的合作模式使以色列成为中国在中东的重要结点国家，也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如美国)和大国集团(如欧盟)开展全方位合作的窗口。

当然，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尽管具有兼容性，但难免会受到美国因素的干扰。年以来，美国对于中资公司参与阿什杜德港和海法港的投资与运营表达了不满，认为此举威胁到美国第六舰队在地中海的安全。

(三)重点国家

重点国家即在中东地区拥有相当体量和经济发展潜力、在周边地区能够发挥辐射作用的地区强国。在中国中东伙伴外交中，苏丹、伊拉克和摩洛哥是重点国家的代表，它们分别在红海、海湾和马格里布地区发挥辐射作用。

首先,上述重点国家是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的合作对象。年，中国和苏丹在联合声明中指出，“苏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中国“支持苏丹为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加强国内各地区安全与稳定所作的努力”。年，中国和摩洛哥的联合声明也强调，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

其次，重点国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对象。中国与苏丹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中国将苏丹视为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战略伙伴和紧密朋友;加强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国际发展合作等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中国和伊拉克一致同意“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不断扩大共识，巩固战略互信”;中国与摩洛哥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对中非合作论坛为加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支持南南合作做出的宝贵贡献深表满意，中方赞赏摩洛哥在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中发挥的作用。

最后，重点国家为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发挥了辐射作用。在东非地区，苏丹是面积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在东非地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在海湾地区，无论是从面积还是人口来看，伊拉克都是地区强国，中国则是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在该国投资能够产生辐射作用;在马格里布地区，摩洛哥是中国的重要伙伴国，其具有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地中海国家和大西洋国家等多重身份，成为中国在马格里布地区推进“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上述三国是中国在这三大次区域推进互联互通的重点国家。

(四)据点国家

据点国家是指面积小、人口少、经济体量有限，但对华友好度较高、参与经贸合作项目热情较高，能够对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保护发挥据点作用的伙伴国。这类国家包括卡塔尔、阿曼、吉布提、约旦和科威特五国。

首先，据点国家的体量和经济规模有限。如吉布提人口不足万，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卡塔尔、阿曼、约旦和科威特也都是人口小国，国民均少于万人。这些小国处于大国的夹缝中，往往成为地区冲突的受害者，同域外大国开展战略合作有助于平衡地区大国。如吉布提处于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科威特曾遭受伊拉克萨达姆政府的入侵，约旦处于以色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大国的角力之中，阿曼和卡塔尔则处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地缘政治博弈的阴影之下。

其次，据点国家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如吉布提扼守从红海到亚丁湾的海上咽喉，约旦拥有亚喀巴这一关键港口，阿曼、科威特和卡塔尔靠近石油储量占世界近一半的波斯湾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些小国拥有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以在大国的政治博弈中保持动态平衡。在吉布提，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国同时拥有军事基地。年11月，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IsmailOmarGuelleh)指出，吉布提占据着重要的战略位置，是一个可以帮助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实现稳定的“岛屿”。此外，阿曼和约旦也长期奉行大国平衡战略。

最后，据点国家对华友好度较高，积极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上述五国在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均宣布“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年，中国和卡塔尔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军工军贸合作，增进在技术装备、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军事合作，开展军事院校间的交流”。中方欢迎卡塔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年，中国和阿曼宣布两国将以杜库姆中国产业园为龙头，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阿曼“九五规划”对接。年，中国和约旦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双方愿共同探讨在此框架下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年11月，中国领导人在会见盖莱时指出:“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就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和平与安全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年，科威特宣布将进一步与中国加强政策沟通，围绕中科共同编制的双边合作规划纲要，推动“一带一路”与科威特“国家愿景”对接。

表1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层次

资料来源:外交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