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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西辉金灿荣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

孙西辉博士，山东郓城人，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主要从事美国的印亚太战略、中美关系、亚太国际关系等研究；

金灿荣，湖北武汉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美关系、中国外交等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美国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美国逐步改变了对中国的认知并几次调整对华政策，中美关系逐渐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中美战略竞争是美国主动挑起并不断推进对华敌视政策的结果，而根本动因在于战略预阻，即美国预先阻止出现中国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但不同时期的预阻目标和切入点有所不同。小布什时期，美国的目标是预阻中国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奥巴马时期，美国的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提升影响力和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特朗普时期，美国的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扩大影响力并挑战美国的霸权，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对美贸易依赖。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逻辑取决于两国政策互动，２１世纪初美国谋求对华战略竞争但被中国的灵活政策化解，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也因中国积极的应对政策和有效措施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竞争使中美激烈博弈延续至今。在四种中美关系发展前景中，中美战略竞争有可能保持在可控范围或失去控制。中国的最佳目标选项是争取使之保持可控，基本思路是以我为主、实力为本、策略为重、聚焦美国、着眼世界。

关键词：中美关系；中美战略竞争；预阻挑战；双向互动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印太战略报告》《对华战略方针报告》和《国防太空战略报告》等涉及对华战略竞争的官方文件，展示出与中国进行全方位战略竞争的决心和政策思路，使中美战略关系的竞争性更加突出。拜登上台后，美国维持特朗普时期的多数对华强硬政策，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有继续强化的趋势。实际上，２１世纪以来，尤其是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美国逐步改变了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并几次调整对华政策，中国面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和战略压力也做出了一系列政策反应，中美关系逐渐进入战略竞争阶段。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研究成果自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断问世，内容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成因、表现、特点和应对等方面。然而，对于中美战略竞争形成的原因，学术界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大多是一带而过或简单解释。在为数不多的相关解释中，基本一致的观点是，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和美国的霸权焦虑引发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与中美战略竞争。这一观点并不违背事实，也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感受和认知，但既有研究没有清晰地展示中美战略竞争的逻辑链条，也没有对两国的互动过程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美战略竞争产生和发展的逻辑，分析其可能的前景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预阻挑战：中美战略竞争产生的逻辑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战略关系经历了若干次变化。学术界有“三阶段”和“四阶段”等观点，本文认为中美战略关系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即战略敌对（１９４９—１９７０年）、战略合作（１９７１—１９８８年）、战略模糊（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战略合作（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战略竞合（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和战略竞争（２０１７年—）。冷战结束后，中美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和摸索，逐渐回归总体上的战略合作状态。在此期间，美国学术界不断讨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小布什政府曾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但这些观点和想法因各种原因没出现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官方文件中，也因国际形势突变没有完全落实到对华政策中。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为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开始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同时也强调与中国的合作，特朗普政府则突出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由于中美战略竞争是美国主动挑起并不断推进的结果，理解中美战略竞争产生的逻辑需要重点分析美国对其国内外形势、中美实力对比变化、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以及中美政策互动状况。

（一）战略合作阶段的竞争主张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略模糊期之后，中美开始重新确立彼此合作的战略定位。然而，在２１世纪初，中美战略关系因小布什政府意图调整其对华战略而发生短暂的“变轨”倾向，但种种因素导致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张未能完全落实，中美关系总体上仍维持战略合作的状态。

第一，美国在世纪之交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意图的认知。一是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在美国看来，这一时期的国际格局是美国单极霸权，世界局势掌控在美国手中；二是对中美实力的认知。中美实力差距依然悬殊，但中国的发展速度更快。以２０００年为例，中美ＧＤＰ分别为１．２１１万亿美元和１０．２５２万亿美元，分别是１９９１年各自ＧＤＰ的３．１５倍和１．６６倍；中美军费开支分别为２２９．２９８亿美元和３０１６．９７亿美元，分别是１９９１年各自军费开支的２．３倍和１．０８倍；三是对中国政策的认知。一方面，中国坚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睦邻友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主动承担大国责任，推动多极化发展，反对霸权主义，提出新安全观。小布什政府首届任期内的美国保守派政客认为，中国的内外政策与美国倡导的单极世界格格不入，中国随着国力的提升，必将对美国的亚太利益构成挑战。因此，小布什政府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改变亚洲均势的国家。

第二，美国在世纪之交对本国形势和本国任务的认知。一是对美国形势的认知。得益于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小布什首届任期的财政盈余大幅增加，国内政治和社会也非常稳定，美国需要进一步巩固其霸权地位，防止出现外部挑战者；二是对中国意图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军事上尚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政治上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可能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三是对美国任务的认知。美国不仅希望继续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经济竞争力，而且希望限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防止出现挑战者。例如，曾担任小布什竞选顾问和国务卿的赖斯（Ｃｏｎｄｏｌｅｅｚｚａ　Ｒｉｃｅ）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需要差异化和保持平衡。通过经济接触促进中国内部转型的同时遏制中国在权力和安全方面的野心，这很重要。应该谋求合作，但当我们的利益发生冲撞时，不应害怕直面中国。”

第三，中美在世纪之交的政策互动。这一时期，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国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不支持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对台“三不”承诺；美国有责任保护台湾免受大陆攻击；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访问纽约并与国会议员会谈；批准老布什政府之后最大规模的对台军售方案；提升与台湾军方的接触级别，允许台湾“防长”访美。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美关系恶化与台湾问题失控，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通过领导人会晤和互访稳定中美关系，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实现中美领导人互访；恢复中美军事往来并加强军事磋商；妥善解决“炸馆事件”和“撞机事件”；“９·１１事件”后加强反恐合作；积极化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与挑衅压力；提出稳定中美关系的新十六字方针。经过中美多轮博弈，两国关系逐渐回到总体上的战略合作状态。

（二）由战略合作到战略竞合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复苏乏力，中国则率先摆脱危机的影响并带动其他亚太新兴经济体复苏，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地区影响力快速提升。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希望借助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同时联合盟友限制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合阶段。

第一，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意图的认知。一是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在美国看来，全球金融危机破坏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和国际信誉受损，中国等新兴大国率先摆脱危机的影响，中国成为亚太地区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二是对中美实力的认知差距。中国明显缩小了与美国在实力上的差距。在经济方面，中美ＧＤＰ在２００９年分别为５．１０２万亿美元和１４．４４９万亿美元，中国ＧＤＰ占美国ＧＤＰ的比重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２．６５％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３５．３１％；在军事方面，中美军费开支在２００９年分别为１０５６．４４２亿美元和６６８５．６７亿美元，中国军费开支占美国军费开支的比重由２００１年的８．９１％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５．８％。三是对中国政策的认知。中国致力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坚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坚持和平发展。美国提出与中国共同治理全球事务，但中国拒绝了美国的两国集团（Ｇ２）提议，美国由此认为中国要争夺亚太地区霸权。

第二，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本国形势和本国任务的认知。一是对美国形势的认知。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形势不容乐观，经济出现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政治方面，两党极化日趋严重，争斗不休；在社会运动方面，茶党成立并发动全国性游行示威，抗议奥巴马政府的房屋救济贷款和医保改革，后来又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反对权钱交易、两党争斗和社会不公。二是对中国意图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中国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不愿承担国际责任，意图快速增强自身实力和地区影响力，进而成为亚太地区的霸权国。三是对美国任务的认知。美国认为，需要加强与新兴国家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强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借助中国等东亚国家快速发展的势头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尽快结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加大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平衡中国的地域影响力，维护和巩固美国的地区霸主地位。

第三，中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政策互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提升影响力和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与中国政府共同压制 ，对台军售相对克制，但美台政治接触频繁；２００９年奥巴马访华，推动中美合作；积极参加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批评中国的南海政策，建立美国－东南亚国家对话机制；加强与日韩的同盟关系，增加在澳大利亚的驻军。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的围堵和避免中美关系恶化，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对美元霸权；两国领导人多次通电话或会晤，推动中美加强合作。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未出现大的波动，维持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但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色彩比之前更加明显，中美关系由战略合作阶段逐步进入战略竞合阶段。

（三）由战略竞合到战略竞争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重新定位中美关系，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认为来自中俄的大国竞争是美国的最大挑战，围绕中国出台和实施“印太战略”，以关税为主要手段重点在经贸领域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借疫情“甩锅”和抹黑中国，插手香港事务和台湾问题。中国根据美国的对华政策采取灵活而有原则的应对措施，中美关系由战略竞合阶段进入战略竞争阶段。

第一，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意图的认知。一是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全球金融危机破坏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和国际信誉受损，中国率先摆脱危机的影响，成为亚太地区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二是对中美实力的认知。中国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在经济方面，中美ＧＤＰ在２０１６年分别为１１．２３３万亿美元和１８．７１５万亿美元，中国ＧＤＰ占美国ＧＤＰ的比重由２００８年的３１．２２％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６０．０２％；在军事方面，中美军费开支在２０１６年分别为２１６０．３１３亿美元和６００１．０６４亿美元，中国军费开支占美国军费开支的比重由２００８年的１３．９％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６％。三是对中国政策的认知。特朗普政府认为，“中俄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它们决心减少各国的自由与公平，发展军队，控制信息和数据，以压制社会，扩大影响力”。他还认为，中国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侵蚀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价值观和原则，从内部破坏国际体系等。

第二，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本国形势和本国任务的认知。一是对美国形势的认知。特朗普政府认为，“自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以来，我们已经失去了６万家工厂”。“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面对流氓政权、恐怖组织，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挑战我们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二是对中国意图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中国寻求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扩张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的影响，并根据自身需求重塑地区秩序”。“中国利用经济和军事优势寻求印太地区霸权和全球优势”。三是对美国任务的认知。特朗普表示，“我们现在向中国表明，多年来瞄准我们的工业和知识产权以及美国就业和财富的盗窃已经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借助民粹主义上台的特朗普政府提出企图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印太战略”，希望尽快从阿富汗撤军，集中精力在经贸领域对中国施压，同时综合使用政治、金融和舆论等手段，逼迫中国做出对美国有利的妥协。

第三，中美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的政策互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扩大影响力并挑战美国的霸权，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对美贸易依赖，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以增加关税为手段对中国进行贸易施压；宣称中国为汇率操纵国；限制中国的５Ｇ技术和投资；打压中国的科技企业；签署《台湾旅行法》；推动美舰定期穿行台湾海峡；加大对台军售力度；酝酿《台湾防卫法》；继续实施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推动盟友和伙伴国多边合作。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美关系持续恶化，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坚决反对美国贸易霸凌的同时积极与美国进行贸易磋商；通过首脑外交稳定中美关系；反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违背三个联合公报精神的做法。在美国大幅调整对华态度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由战略竞合阶段过渡到战略竞争阶段。

双向互动：中美战略竞争发展的逻辑

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中美战略竞争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但中国自身的实力变化和政策反应在塑造中美关系和中美战略竞争发展方向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小布什政府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但这一定位不久后便改变了；奥巴马在电视辩论中明确称中国既是对手又是潜在合作者，在对华政策和行动中既谋求与中国合作又加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者和战略竞争敌手，并使之体现在对华政策和行动中。另一方面，中国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也不断调整对美政策，这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美国初提战略竞争与中国的化解

美国初次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始于小布什时期，但“９·１１事件”打乱了小布什政府的战略规划，中国也及时调整政策加以化解，中美未能真正进入战略竞争状态。因此，小布什时期可以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萌芽，但不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正式起点。

第一，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逆转。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期间曾质疑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小布什在一次总统竞选演讲中表示：“中国是一个竞争者，而非一个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对待中国不能怀有恶意，但也不能抱有幻想。”２０００年，赖斯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中国不是一个‘现状国家’，而是一个按其利益改变亚洲均势的国家。这一点就使之成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而非克林顿政府所说的战略合作伙伴。”２０００年８月，共和党全国大会通过的党纲表明，“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中国绝对不能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原则上。……如果中国违背这些原则进攻台湾，美国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采取适当行动，帮助台湾自卫。”小布什就职之后，将其对中国定位的理念付诸政策与行动，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发起攻势。

第二，中国调整政策与积极化解。鉴于中美巨大的实力差距，中国必须预阻中美关系恶化和美台关系深化，及时采取灵活措施：２００１年３月派钱其琛副总理为特使访美，与小布什政府开展建设性会谈，及时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并表明中国的对美政策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撞机之后，２４名迫降于中国海南的美方人员在美国被视为亟待解救的“人质”，中国妥善处理了美方人员回国和美国道歉与赔偿等事宜；“９·１１”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江泽民与小布什通电话表示慰问，并表示愿与美国加强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９日，江泽民与小布什会晤，就中美关系和反恐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重要共识；与美国建立定期反恐磋商机制，及时沟通反恐信息；与美国加强在海关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的上海ＡＰＥＣ领导人峰会上，反恐议程取代经济议程成为焦点议题；积极斡旋美朝关系，协调各方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筹备六方会谈。

第三，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回调。在反恐战争与中国及时调整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回调，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具体表现为：

２００１年下半年，美国同意中国加入ＷＴＯ并不再阻挠中国主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Ｃｏｌｉｎ　Ｌ．Ｐｏｗｅｌｌ）认为，中美关系处于自尼克松首次访华以来最好的状态；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５日，鲍威尔表示，朝鲜问题表明中国正与我们合作，在地区与全球舞台发挥领导作用，而非与我们进行竞争；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９日，小布什表示，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过单方面决定改变现状，敦促陈水扁保持克制并放弃美国会完全支持台湾独立的任何想法。上述变化表明，中国的应对措施取得预期效果，中美战略关系没有按照小布什政府最初的定位走向战略竞争，而是维持战略合作的状态。

（二）美国实施战略竞合与中国的反应

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初期开始实施所谓的“重返亚洲”，后来更名为“亚太转向”与“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图在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同时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中国针对美国的战略部署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使中美博弈维持在一个可控的程度内，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式进入战略竞合阶段。

第一，美国实施对华竞合并重策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意图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进而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预阻中国快速崛起。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强调与中国的合作。２００９年１月，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表示：“我们将与朋友及我们的对手一道，共同消除核威胁。”⑦同年２月，希拉里表示：“美国应致力于外交和发展新时代，运用‘巧实力’，与传统盟友和新兴国家共同努力，寻求解决全球问题的地区和全球方案。”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强调维护美国霸权或领导权。２０１０年１月，奥巴马表示，“我不接受美国成为第二”。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希拉里强调，“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要推进一系列重要目标，即维持并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Ｋｕｒ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对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至关重要”。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奥巴马再次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将永远是我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焦点”。

第二，中国对美国对华竞合的反应。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和地区影响力的增强，亚太地区和全球治理成为美国外交的“软肋”，中国应对的主要措施包括：对于美国推动的排除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中国一方面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