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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为72%和43%，不断增强和攀升的能源需求需要借助于国际能源通道进入我国，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良好的国际能源通道合作机制是世界能源合作、能源交易及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证。现行国际能源通道合作机制的局限性难以解决国际能源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问题，国际能源通道安全和冲突事件不断发生。本文依托年4月在京确立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和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能源通道合作运行机制、畅通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创新进行探讨，并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能源通道合作机制创新的路径和方向给出相关建议，为保障“一带一路”国际能源跨境海陆通道的顺畅合作，创建良好的区域性能源合作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一、引言

年初，爆发了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全球航空运输业、旅游业和零售业急剧萎缩，全球经济出现短期停摆和中期衰退，一季度全球石油需求量同比缩减5%，短期内需求下降达到万桶/日。我国在疫情的影响下，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均出现“断崖式”下跌，一月份石油天然气消费量下跌近1/3，影响了我国四大国际能源通道的能源供需平衡。从目前疫情趋势来看，疫情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年很可能会出现年后国际能源消费量的首次下降。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能源产业链终端消费市场之际，产业链上游端的全球油价调节机制发生崩坏，年3月初维也纳联盟（OPEC+）减产协议谈判破裂，以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能源产出国宣布减产协议到期后将扩大石油天然气产量。能源市场供需两头的剧烈波动，造成全球油价暴跌30%,WTI原油在4月20日跌至负37.63美元/桶，跌幅超%，这是自年油价如坐过山车一般从85美元/桶跌落到26.05美元/桶以来，油价下跌最惨烈的一次，全球油气市场再次进入“寒冬期”，此次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必将造成能源市场的一次大洗牌，对全球能源合作以及能源通道合作机制产生重大影响。

能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国家安全保证的重要资源，多年来，世界各国围绕能源展开激烈角逐，争夺能源通道控制权。国际能源通道承担保障国家能源供需平衡的任务，世界能源通道合作一直受到世界大国的全球化能源市场战略和众多区域小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影响。比如中亚能源通道，五个独联体国家自年苏联解体后相继独立，域外大国对中亚内蕴的巨大矿产资源和“南上北下、西进东出”的战略地位虎视眈眈，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强调中亚资源和地理位置重要性，表面上借助“”事件反恐为由介入中亚安全问题，实则与俄罗斯争夺中亚地区能源资源控制权。我国的发展需求带来的巨大能源缺口，使得我国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中亚这个世界油气富集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入中亚能源竞争行列。中亚自身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不稳定，“颜色革命”政权运动、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肆虐，极大地影响了中亚国际能源通道的顺利合作，例如年发生俄乌天然气争端、和年土库曼斯坦向我国天然气供应不足事件等。中亚能源通道合作区域性争端事件的发生，其背后出现域外大国的身影，域外大国和域内小国的利益角逐形成了中亚整体趋于稳定、但小动荡接连不断的能源合作现状，看似平稳的中亚能源通道合作，背后存在涌动的暗流。

能源合作不可避免地涉及地缘政治关系，能源通道成为国家政治工具和能源合作的重点